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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

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运作上出现“失灵”现象。德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西方国家应深化对自身制度缺陷的反思。

德国著名学者、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说,不论大小决策,利益攸关者都要参与讨论以达成利益的妥协。这种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妥协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或冲突,但不利的一面就是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辜学武表示,近年来西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运作出现一些“失灵”现象的确也引起了德国舆论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无论是在德国政商界还是学界,对这种“失灵”现象都缺乏从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入反思。

他指出,西方国家目前出现的一些困境,部分与破坏机制和决策过于随意有关。在欧盟国家的财政预算管理以及难民和移民事务等方面,都存在此类问题。

他举例说,在难民问题上,根据欧盟相关规定,难民应在其第一入境国办理申请避难等手续。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及一些北欧国家坚持较为开放的难民政策。在德国“欢迎”政策的吸引下,逾百万难民2015年进入德国。

不仅仅这一庞大的难民群体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安置压力,德国的政策也招致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有大量难民过境国家的批评,难民潮失控也加大了各国在分摊难民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对此,德国政府的“欢迎”政策越过欧盟原有机制,允许难民直接到德国申请避难,这种随意性成为难民问题失控的原因之一。

史密斯在采访中说,德国等西方国家机制化、程序化管理存在官僚化现象,一些机制、程序长期固化,不能与时俱进,即便有的已明显过时或无法适应新情况,却仍然僵化地执行,造成制度性障碍,大大降低了施政、办事效率。

她说,官僚主义是欧洲一些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国家公共管理形成阻碍和制约。对此,德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都表示要采取措施确保高效的公共服务。在欧盟层面,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也被视为阻碍发展、削弱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史密斯表示,由于官僚问题,在德国办事经常遇到各种扯皮或冗余的要求,让人深感办事不易,而这种情况长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得到改善。

就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史密斯也就德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她举例说,德国的社会救助机构错综复杂,从业人员多达200万,形成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延续自身的存在和利益,这一产业积极寻找和利用失业人员或难民等“顾客”,消耗大量公共或政府资源。社会救助产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不是秘密,但由于该产业在德国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运作上合法,使之成为德国从制度上无法根治的症结之一。

几年前,该团队受领了位于东北严寒地区的一项工程的设计任务。当地特殊的高纬度条件,给工程带来很多技术难题。该所考虑到骨干技术人员常年设计低纬度地区工程,可能存在思维定式,便出人意料地安排仅入伍工作3年的工程师王毅担任该项目组负责人。

起用新人,老将护航。设计研究所特意安排老专家,对王毅进行实践指导,共同解决技术难题。如今,该工程已经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不仅受到使用方的高度评价,成果还获得了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奖。

数年前,面对未被攻克的多个学科交叉的现实难题,该国防工程设计团队选派刚刚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吴华杰赴解放军理工大学攻读博士,重点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有力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创新发展。2008年,他参与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近年来,该国防工程设计团队主持的多项大、中型国防工程的设计科研任务中,年轻人活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新鲜血液犹如一股股清风为设计工作带来了新的思路。

“80后”女工程师郝淑娜,从毕业后就加入设计方案团队,担负多项重点工程的设计任务,完成军内规划及单体建设项目100余项,显示出较强的专业基础和创作能力。

在某项重点工程建设任务中,她作为工程负责人之一,克服家庭困难,积极主动担纲完成从整体规划到施工图的全过程。该项目地质环境异常复杂,遇到10余项技术难题。那时工作经验并不十分丰富的郝淑娜,面对工作压力和诸多困难,反复研究论证,多次修改方案,最终出色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助推了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目前,该国防工程设计团队拥有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8名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名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24名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为我军防护工程研究设计打造了一道坚固的“人才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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